連環殺手以其扭曲的心智與畸變的世界觀，將殺戮行為轉變為一種病態的儀式。迪歐納森·賽勒斯崔諾（Dyonathan Celestrino），人稱「十字狂人」，是一位對宗教符號與淨化概念懷有病態迷戀的年輕人。他的受害者被發現在空地上，屍體呈十字架狀擺放，成為他宗教執念的扭曲映照。
他不只是殺人；他似乎在尋求一種方式，讓自己墮落的行為獲得神聖性，例如將屍體擺成模仿被釘十字架的姿勢；手臂張開，雙腳併攏，成為他扭曲慾望的圖騰。他處理屍體的方式幾乎和殺人本身一樣重要；他以令人作嘔的精確度布置現場，每個細節都經過深思熟慮，以反映他那宗教狂熱導致的精神錯亂。
肯尼斯·阿萊西奧·比安奇（Kenneth Alessio Bianchi）和小安傑洛·安東尼·柏諾（Angelo Anthony Buono Jr.），合稱「山坡絞殺者」，他們的作案方式雖然不同，但卻同樣令人不寒而慄。他們冷酷且精心計劃，利用對洛杉磯街頭的熟悉，獵殺、折磨並殺害年輕女性。他們的屍體常被發現於空地、荒廢的山丘和小巷中，通常是全裸或半裸，盡可能地暴露，以便即便在死亡後也能進一步侮辱她們。比安奇和柏諾的施虐行為並不止於殺戮；他們將女性屍體以故意挑釁的姿勢擺放，四肢展開，猶如對脆弱的殘酷諷刺。這種擺放方式意在延續恐懼，將屍體轉化為他們對生死掌控的變態提醒。這些女性在被勒死之前，許多曾遭到暴力侵犯，屍體的處理方式更反映了這些殺手在暴行中獲得的虐待快感。
連環殺手的內心是一座充滿強迫衝動與儀式行為的黑暗迷宮，而處理屍體正是他們表達墮落的一種方式。從棄屍地點到屍體最終的擺放姿勢，每一個細節都體現出他們對掌控與摧毀的渴望。對他們來說，死亡只是這場病態藝術的起點。
當連環殺手將受害者擺成特定的姿勢時，他們其實是在進行非語言的溝通；屍體不再只是犯罪的結果，而是展現殺手們精神錯亂的工具。這種行為不只是他們執念的表現，更是一種企圖在犯罪現場背後構建一套敘事的舉動。他們希望社會、大眾媒體以及警方將這些謀殺視為帶有象徵意義的行為——不僅是犯罪，而是一種挑戰個人道德與文化價值觀，包括政治與宗教理念的陰森儀式。
同樣地，比安奇與柏諾將受害者擺成具有性暗示的姿勢，藉此挑釁社會的道德觀。將屍體全裸或半裸地留下，並擺出挑逗的姿態，是為了延長受害者的羞辱，同時營造一種會震撼發現者的場景。這些姿勢同時也是對警方的嘲諷，展現出殺手即使在受害者死後，依然掌握絕對的控制權。他們將屍體作為死後施虐的手段，並深知這些畫面將被媒體大肆報導，進一步加劇公眾的恐慌。
屍體被棄置的環境同樣具有象徵意義。空地、偏僻的山丘、骯髒的巷弄——這些地點的選擇不只是為了方便，更是為了製造強烈的衝擊感。被遺棄或難以抵達的場所強化了恐怖氛圍，也暗示兇手對當地環境瞭若指掌，進一步在當地居民中製造恐懼氛圍。像比安奇與柏諾這樣的連環殺手，透過選擇在「荒涼又靠近住宅區及公共區域」棄屍，傳遞出一個明確訊息：沒有人是安全的，從而加深整體的集體恐慌。例如：城市邊緣的荒地（未開發地皮、停工的建築地）、山丘邊坡後方的灌木叢或小林地、社區旁邊的廢棄停車場或空置屋後院、靠近公路但乏人走動的分隔島草叢或橋底
這些環境經常帶有額外的意涵；舉例，若屍體被棄置在學校或教堂，這可能是對這些機構的直接挑釁，藉此表達對它們所代表之價值的蔑視。此外，地點的選擇也可能是一場與警方之間的心理遊戲，迫使執法機關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保護社會大眾。
當受害者被發現於如此震撼的位置或姿態時，媒體無疑會以強烈關注報導這些案件，將恐懼擴散至遠超出案發現場的範圍。連環殺手往往非常清楚自己的行為將會如何被描繪，並藉此來塑造某種「邪惡名人」的形象。而媒體在追求聳動效應的同時，最終反而放大了殺手的訊息，進一步散播恐懼與震驚。
對警方而言，這些場景是一種挑戰。它們不僅因複雜性而難以調查，更直接挑釁了警方維持社會秩序的能力。當殺手以殘酷且具有象徵意義的方式棄置屍體時，他實際上是在宣告：「我能這麼做，而你們阻止不了我」。這種大膽的行徑不僅向執法單位下戰帖，也動搖了公眾對警方的信心。
最終，這些行為的目的是掌控。連環殺手想要掌控敘事、恐懼，甚至是社會的反應。他們棄屍的方式是這種權力慾望的延伸。他們不只是在殺人，而是在創造一場恐怖的戲劇，在這場可怕的戲劇中，公眾、媒體和警方都成為被迫的演員。
這些視覺訊息所產生的恐懼是深刻的，因為它不僅擊中對死亡的恐懼，更是對徹底非人化（Dehumanization）的恐懼——即任何人都可能在殺手手中被轉變為一個物品、一個扭曲的象徵。
伊恩·布雷迪（Ian Brady）與米拉·韓德麗（Myra Hindley），這對臭名昭著的「荒原殺手」，是黑暗與扭曲墮落的典型範例，尤其是因為他們的受害者是無辜的孩童。1963年～1965年，他們在英格蘭曼徹斯特市（City of Manchester）地區肆虐，綁架、折磨並殺害年輕人，在他們眼中，這些人只是滿足其施虐幻想的物品。
布雷迪和韓德麗選擇了薩德爾沃斯荒原（Saddleworth Moor）作為部分受害者的最終安息地。將屍體埋葬在這個孤立的地方，不僅是隱藏它們的一種方式，更是他們殘忍行為的具象化。這片荒原，以其荒涼且幾乎如夢似幻的特性，代表著一種煉獄，一個受害者（這些被殘酷地奪去生命的孩童）將永遠迷失的地方，遠離社會的目光。
這些難以到達、景色荒涼的地點，本身就帶有一種隱含的訊息：布雷迪和韓德麗很清楚警方會在尋找屍體的過程中遭遇極大困難。對他們而言，這片荒原不只是藏屍地，更是一種心理上的武器。他們知道，將孩子們埋葬於此，等同於讓家屬長期陷入痛苦煎熬，他們無法確認親人的遺體，也無法舉行葬禮，只能永遠活在空虛與懸念之中。
雖然屍體被埋葬，並未以挑釁的方式展示，但他們被遺棄在荒原上的方式本身就表達了冷漠、漠視與無情。這些孩童被草率地埋在淺淺的墳墓裡，彷彿那些生命毫無價值、可以隨意丟棄。而選擇將屍體埋在濕冷且酸性的荒原，使得屍體腐化得更快，也反映出布雷迪和韓德麗對人類尊嚴的極端輕蔑。他們不只是殺人，還剝奪了受害者作為人的尊嚴，把他們當作可以被遺忘的廢物。
布雷迪和韓德麗選擇將屍體埋葬，進一步剝奪了受害者作為人的尊嚴，使他們連最基本的體面安葬都無法獲得。這些埋葬地點極其偏遠、荒涼，更加深了這種恐怖感——即使在死亡之後，這些孩童也被注定永遠困於一片無人知曉、無人哀悼的荒地之中。
這些死亡事件對心理與社會造成了極大的衝擊。布雷迪和韓德麗的殘酷行徑震撼了受害者家庭、整個社區，甚至整個國家。原本只是自然景觀一部分的荒原，如今成了恐怖的象徵，不斷提醒著人們人性中潛藏的邪惡。媒體自然強化了這種敘事，將荒原的影像與發生在那裡的駭人罪行劃上等號。對屍體的長年搜尋讓絕望更加劇，因為每一次新的尋找行動，都會重新揭開受害者家庭的傷口，讓他們重新經歷創傷。
布雷迪和韓德麗以如此駭人的方式藏匿屍體，實際上也是在挑戰警方。他們與警方玩心理遊戲，將關鍵線索隱匿多年。即便在被捕之後，有些受害者的確切埋葬地點依然成謎，這不僅讓調查變得更加困難，也加劇了公眾的恐懼。他們透過這種方式延長了受害者家庭與整個社會的痛苦，展現出即使在身陷囹圄之後，仍能持續操控心理的可怕力量。
布雷迪和韓德麗希望荒原成為黑暗傳說的發源地，成為英國集體心理上的一個開放性傷口。在許多方面，他們成功了。
屍體的發現——或者尚未發現——成為這場悲劇的核心部分，時刻提醒著人們人類的邪惡可以隱藏在最荒蕪的地方……。